“人生唯有廉节重，世界须凭气骨撑”，前校长唐文治先生撰写的这副对联生动体现了民族存亡危急之际，一批心系祖国、坚持民族气节的交通大学老校长们崇高的精神风范。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，我们重温老校长们的爱国言行，对继承和发扬我校“饮水思源，爱国荣校”的优良传统无疑是大有裨益的。

张元济编《中华民族的人格》

张元济（1867—1959），字筱斋，号菊生，浙江海盐人。1901年春至夏任南洋公学（交大前身）代总理（校长），1899—1903 年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。

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，张元济耳闻目睹国内一些上层人物苟安贪生、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，十分愤慨。他特意从《二十四史》里选录了荆轲、田横等古代豪杰杀身成仁的故事，辑成文白对照的《中华民族的人格》一书。

张元济在“编书本意”中说：“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，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。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，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，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。”这时，因“七君子事件”而身陷囹圄的邹韬奋在狱中读到此书，写信给张元济，称这本书“实获我心，在国难危迫如今日，尤弥足珍贵”。

唐文治（1865—1954），字颖侯，号蔚芝，别号茹经，江苏太仓人。1907年秋至1920年冬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、南洋大学堂、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（皆为交大当时的校名）监督（校长）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唐文治以 70 多高龄的失明病弱之身，毅然率领无锡国专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，今苏州大学）师生内迁到桂林，过着艰辛的生活。后因水土不服致病，辗转回到上海租界就医。在上海期间，唐文治生活极为困难。敌伪千方百计胁迫利诱他出任伪交大董事长，并要挟他签字同意。唐文治不为威逼高薪所动，置生死于度外，从容答曰：“行年七八十，此字可不签矣！”拂袖不顾。词学泰斗夏承焘先生曾为此作《南乡子 · 倚老吟》词赞颂之，词曰：“龙血战玄黄。初见江楼鬓已苍，摸索能知人几许，仓皇。别语匆匆未敢忘。晚节挺风霜。食粥生涯歌慷慨，惊倒胡儿三两语，光芒！合向坟头篆数行。”

叶恭绰保护毛公鼎

叶恭绰（1881—1968），字玉甫、誉虎，自号遐庵，广东番禺人，祖籍浙江余姚。1921 年3月至1922 年5月任交通大学校长。

清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 年），毛公鼎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，当时“士林瞩目，惊为至宝”。此鼎铸于公元前 827 年，为西周宣王姬静的叔父毛公所铸，上有铭文 497 字，记述了周宣王告诫和褒赏其臣子毛公的事迹，是现存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鼎，为我国稀世珍宝。

1926 年，叶恭绰用重金购得毛公鼎后珍藏在上海家中。其后日本和美国的一些人得悉此事，竭力想得到此鼎。1940 年，出走在香港的叶恭绰电召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侄儿叶公超至港，对他说：“已经有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想高价收买毛公鼎，我没有答应。现在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，日后不得用它变卖，不得典质，尤其不能让它出国。有朝一日，可以献给国家。”以后叶公超曾为毛公鼎事而遭日寇逮捕，被严刑拷打，但他牢记叔父的嘱托，始终没把此鼎交出来。

1941 年叶公超携毛公鼎从上海秘密到香港，这件价值连城的国宝终未落到外国人手中，至今仍收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