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4年下半年，我在上海南洋大学（现上海交通大学）读书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。

组织生活是参加在我们学校所在地区的同文书院团支部。书院是日本人办的，有中国学生，也有日本学生。我们南洋大学和同文书院都在法租界徐家汇地区，所以我们这个支部又称为“徐汇支部”，它是当时整个法租界的第一个支部。就我所知，当时，南洋大学和附中上千名学生中，参加团组织的只有我一个。我的介绍人是徐汇支部的书记梅电龙（梅龚彬），另一个是贺昌（他实际上负责上海地区团的工作，任书记）。贺昌找我个别谈话时，着重给我讲团的性质、目的和组织纪律等。这些基本知识的介绍，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。入团后，组织还发了些油印的宣传品给团员互相传递阅读。

梅电龙和高尔柏后来在上海大学教书，搞学生运动。1925至1926年间，陆定一也经我介绍参加了支部。徐汇支部里出过一个著名的叛徒，这人就是“四一二”时叛党投敌、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吴开先。

那时团员十个、八个的秘密集合起来，请一些人来讲话，做报告。因为上海是个交通枢纽，过往的人很多，所以常请一些同志讲革命形势和工作知识，等于一种秘密的训练班，每隔两个星期学习一次。

随着运动的开展，团组织在全市建立了一些支部，除法租界的徐汇支部外，另一个重要的活动中心就是闸北区的上海大学，那里党团员较多。1925年至1926年以后，上海就分区成立了区一级的组织。上海团的领导机关叫江浙区委，贺昌任书记。这个区委包括浙江、江苏两省。在上海市区又分为9个区（当时为了避免和大区混淆，称为部，实际上就是区），如法租界、闸北、江湾等等。开始建区时，区委会组织不健全，只指派一个书记，工作也就是一个书记负责，后来才派个别女同志参加工作。

这个时期，我在法租界区担任团部委书记的职务。我在开各区的书记会议时，接触过的同志有关向应（可能在闸北）、刘一声（江湾区，是个华侨）。此外，我和施存统、杨贤江也有些接触。施是上海大学的教授，杨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中学生》杂志的编辑。

1926年以后，我转去搞党的工作，不再负责法租界区团部委的工作。我调走之后，接替我的是陆定一，他接替我的工作时，南洋大学本身也已建立了支部，所以学校的支部及团部委的工作都是陆定一负责。1927年，我碰到陆定一时，他告诉我说，团中央调他到中央参加《中国青年》的编辑工作。往后团组织送他到莫斯科学习，代表中国共青团参加少共国际的活动。

早期团的工作主要是开展学生运动，在学校里进行工作。“五卅”前后才更多地深入工厂、商店里去，做青年工人、店员的工作。

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，共产党帮助国民党，提出了“打倒帝国主义，打倒军阀”的正确口号，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参加“国民革命”。我们团的一项首要工作就是做国民党的工作，在各学校里帮助发展国民党员，同时积极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。在党、团组织的领导下，在上海还组织了全国学联、上海学联等青年学生组织。

那时的宣传工作，团中央出了机关刊物《中国青年》，恽代英、杨贤江、林育南、萧楚女都经常撰稿。《中国青年》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编的《小说月报》、杨贤江编的《中学生》、郭沫若等的创造社出的《创造》杂志等书刊也起了一些宣传作用。另外，还请一些从事青年运动的同志在五一、五四等纪念日到学校去讲演，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教育。“五卅”以后，也召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，讲话的多是恽代英、施存统、杨贤江等人。

那时，南洋大学国民党区分部的党员多达一百人。共青团也有了很大发展。我记得，到1926年，团员已有近二十人，摆脱了小手小脚的工作局面，团组织成了青年群众的领导力量，在群众中威信很高。那时，从事团的工作的同志都是自觉地参加革命，大家都不讨价还价。任弼时、恽代英都非常艰苦。记得恽代英常穿一件旧长衫，他能写一手好文章，又能演讲和宣传，很为青年们所敬仰。

1926年以后，我专职做党团工作，经费只有点房租费、车费和一点生活费（一个月几元钱），生活是很艰苦的，但大家都是尽心尽力地工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看到国家内忧外患，民族在觉醒，人民在觉醒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，大家都奋不顾身地投入革命的洪流中。所以说现在的青年，为了国家的兴盛，要打破个人的圈子，要有理想和抱负，放眼未来，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做贡献。